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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讯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马化腾也曾不止一次表示，在金融安全监管方面，腾讯希望认真扮演好“助手”的角色，开放自己的技术与能力，协助政府部门和监管机构，拿下防控金融风险这场“攻坚战”的胜利。而在阿里巴巴方面，通过蚂蚁金服，其布局速度亦走在行业前列。2019年2月26日，北京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霍学文提及新的创新成果“风控驾驶舱”，该系统由北京市金融监管局和蚂蚁金服合作开发，依托北京市金融监管局超前的监管理念和丰富的监管经验，利用支付宝的金融科技手段，实现穿透式监管。

2003 年我国将银行监管职能从中央银行分离出来，从而形成了“一行三会”的金融管理格局。但是，金融监管与行业发展的关系始终没有得到理顺，监管政策始终倾向于本行业的发展。2003 年中国人民银行着力对金融体系进行“在线修复”，通过外汇储备注资方式开展了以公司治理为核心的国有商业银行改革，以激励相容方式进行中央银行票据置换推动农村信用社改革。不过，随着金融机构历史包袱的逐步消化和改革后经营绩效的明显好转，监管部门逐渐偏离机构审慎监管，更加关注本行业的发展。特别是，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后，监管部门更加强调金融促进经济复苏，未能有效调控银行信贷投放，2010 年货币信贷增速大幅突破年初目标。为此，中国人民银行于 2011 年初引入差别准备金动态调整机制，开展社会融资规模监测，力图控制银行表内信贷过快增长。不过，出于行业发展和部门利益的考虑，监管部门仍积极鼓励金融创新以规避准备金和信贷规模约束。证券保险监管部门也都竞相放松监管要求。由此，针对信贷规模管制的金融创新和影子银行迅猛发展。根据金融稳定理事会（FSB）的数据，中国影子银行资产占 GDP 的比重由 2011 年的 20%迅速上升至 2013 年的 31.2%，远快于同期货币信贷增速。而且，2014 年以来我国影子银行发展呈现出结构化、复杂化趋势。在行业发展理念下，监管部门并不重视整体系统性风险，甚至为了本行业发展而降低监管标准，从而引发“监管竞次”，监管套利和监管空白并存，影子银行结构更加复杂，风险集聚更加严峻。2015 年由于对场外配资等违规行为监管不力，资本市场波动剧烈，中国人民银行不得不通过再贷款方式维护资本市场稳定，降准降息稳定经济发展。随着经济下行和不良资产逐渐暴露，银行不得不提高风险资本占用和贷款损失准备。不良贷款“双降”曾是监管部门的重要目标，为此监管部门进一步鼓励创新，各微观监管部门纷纷降低监管标准并形成大量监管真空，影子银行监管严重不足。特别是，随着利率市场化的基本完成，2014 年以来银行负债竞争日益激烈，金融脱媒明显上升（李宏瑾和苏乃芳，2017）。在资金来源方面，银行与非银机构通过同业业务、理财等各种嵌套，使得负债端变得极为复杂，加剧了流动性风险。在资产运用方面，资管、同业等表外业务监管标准和风险权重相对较低，银行实际资本和贷款损失拨备严重不足。2014 年—2016 年，结构化影子银行信贷规模迅速上升，规避监管和监管套利成为重要的驱动因素（Ehlers et al．， 2018）。

据公开报道，已进驻上海12年的龙湖，除了2015年在上海拿下的嘉定江桥地块之外，唯一的住宅地块便是2017年拿下的奉贤区南桥镇地块。2017年11月14日，龙湖以42.3亿元竞得奉贤区南桥镇的两块地，总面积为9.2万平方米，楼板价约2.3万元/平方米，以底价拿下。

3.2016年，中国移动未将实际控制的3家企业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涉及资产2.52亿元。4.2016年，所属安徽有限公司、北京有限公司列支年休假补贴等工资性支出7502.44万元，未纳入工资总额核算。5.2016年，所属安徽有限公司等3家企业未按规定列支劳保支出等5657.68万元。

责任编辑：王涵原标题：外媒：美国上半年灾害频发 基建损失逾12亿美元参考消息网8月12日报道 外媒称，美国今年上半年灾害频发，美国联邦紧急措施署（FEMA）针对公共基础设施损害的初步评估显示，全美24州约蒙受12亿美元（1美元约合7.06元人民币）损失。

改革开放以来，为调动地方发展经济的积极性，我国形成了 GDP 导向的“锦标赛”增长模式（周黎安，2007）。地方政府主要通过基础设施建设、发展重化工业等方式促进经济增长。同时，2004 年土地全面“招拍挂”后，土地收益完全归地方政府所有，城镇化和房地产投资成为推动地方经济和增加财政收入的重要途径。基建和重化工业投资主要依赖地方政府平台和国有企业，而房地产又有着“大而不倒”的软约束特征。因此，在政府过度关注经济增长导向下，我国存在着地方融资平台、国有企业和房地产企业等大量预算软约束部门，有着强烈的债务扩张刺激经济的内在动力（纪敏等，2017）。1990 年代中期的经济过热和信贷规模管理失效，很大程度上就与地方过度投资倒逼再贷款密切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