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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货币政策的数量调控和价格调控：理论、国际经验与中国货币调控方式转型（一）有关货币政策调控方式的理论与国际经验根据操作目标或中间目标的不同，货币政策大体可分为数量调控和价格调控两种方式。理论上，货币的数量和价格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在流动性效应下，货币数量的变化将影响价格调整，货币价格的调整也将引发数量相应变化（Friedman and Kuttner，2011）。因此，在金融市场发育健全、价格机制有效发挥条件下，对物价产出等货币政策最终目标而言，货币政策数量调控和价格调控的政策效果也应是等价的。不过，从政策机制来看，货币数量调控主要是根据变量间的宏观总量关系进行调控，政策效果直接明显，但容易扭曲价格机制并干预微观主体行为。货币价格调控主要是微观经济主体根据宏观经济信号调整自身行为，通过价格机制间接发挥作用，对市场发育程度和货币传导机制要求较高，政策链条较长，效果并不直接明确。可见，金融市场发育程度和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对不同货币调控方式的政策有效性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直接决定了一国货币政策调控框架及其转型进程。特别是，金融市场发展的广度深度与金融产品的价格形成（利率水平）和市场主体的风险管理能力密切相关，影响着货币传导和利率调控机制的畅通有效，对一国货币调控方式的选择至关重要。从国际经验来看，金融体系发育健全、货币政策利率传导机制通畅的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主要采用以利率为主的价格调控方式，而新兴发展中经济体的货币政策则主要以数量调控为主（周小川，2004；Laurens et al．， 2015）。

严跃进最后表示，从西安此次政策管控来看，实际上说明了近期房价炒作和过快上涨的三个原因，包括借落户政策炒房、部分外来人口炒房、部分郊区市场炒房。此次西安政策管控，较为及时。此前西安也出台了管控房屋交易秩序的政策，应该说此类政策组合拳的施展，有助于促进西安房地产市场的稳定和发展。

招银国际分析认为，下一步央行货币政策放松的效果将逐步显现，贷款仍将保持较为强劲的增长；另一方面，表外融资和公司债发行的回暖也将为社融增速带来支持。近期出台的降准、批准银行发行永续债等一系列政策，解决了资金来源和资本充足率对银行放贷额度的约束，政策利好支持银行板块估值持续修复。

时至今日，郑成月依然拍着胸脯告诉记者：“我郑成月做事，从不后悔，问心无愧，我谁都对得起！”一个正派社会理应让这种“问心无愧”追求正义的人得到正义。否则，一定是我们的社会正义系统出了问题。为众人而抱火者，不可使其厄于风雪。对于很可能去日无多的郑成月，当地相关方面该立即启动“抢救式救济”和正名行动。当年去职到底所为何由？郑的合法权益是否得到足够保障？这些问题悬而未决，聂树斌案就难言真正划上了句号。

目前，我国经济正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这就要求我们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淡化 GDP 增长目标，从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等方面，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改进增长的质量和效益。作为实体经济的镜像，更好服务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本质要求。与经济发展阶段演进相适应，金融促进实体经济发展也应由规模扩张转向质量提升，金融调控也要减少对数量目标和手段的依赖。特别是，随着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加快推进和基本完成，金融创新和金融脱媒迅猛发展，金融市场结构和金融产品日趋复杂，传统数量为主货币调控有效性日益下降，已不适应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要求。为此，近年来中国人民银行多次指出，当前影响货币供给因素更加复杂，不应过度关注 M2 的变化，而是要更多关注利率价格指标，逐步推动货币价格调控方式转型 。2018 年，我国不再公布 M2 和社会融资规模数量目标，这既是货币政策调控框架转型迈出的重要一步，也更符合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政策要求。

上涨的套路是一样一样的。从历史看，只要出现“调控松绑+货币宽松”的组合，楼市没有不反弹的，现在或许就是这样的情形。因为，“一城一策”下，限购、限售都在渐次松动了；房贷利率也迅速回归基准利率。照此，新一轮周期反弹可期。另外，一季度经济数据出奇的好，除信贷高增长，户籍松绑、PMI创阶段性新高，大湾区等都市圈规划等等，这些都被解读为楼市的利好。